5月30日,空客官方网站刊登了一封题为“保卫欧洲边界”(Defending European borders)的文章,文章作者是空客CEO纪尧姆·福里(Guillaume Faury)。
空客CEO纪尧姆·福里
福里在文中表示,俄乌冲突已经引发了欧洲的“集体觉醒”,欧洲“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并肩站立”,各国政府正在解决军队此前一直存在的资金短缺和协同问题……现在正是“塑造未来几十年的欧洲防务格局”的机会。
【资料图】
文末,福里呼吁加强欧洲国家在防务装备采购方面的合作,并呼吁欧盟成员国更加支持欧洲本土的国防工业。
随后这篇文章得到了各大航空媒体的转发,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在福里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欧盟曾表示将提出加强欧洲国防工业基础的多项措施,包括通过财政支持和税收减免来缩小各国间的能力差距,并敦促欧洲多国加强合作。但是,出于供应链安全方面的考虑,欧洲多个国家或者正在考虑制定本国独立的解决方案,或者考虑选择非欧盟解决方案(如美国等)。
在公开信中,福里还专门提到了法德西三国联合研发的六代机项目“未来空战系统”(FCAS),表示这种大型项目“不能由一个欧洲国家单独开发,需要汇集欧洲合作伙伴的专业知识和财政资源来实现它”。
然而,现实当中FCAS项目的各工业合作伙伴之间持续紧张的关系似乎依然没有得到缓和,该项目仍然停滞不前。
“三国鼎立”所引发的进展停顿
对于多国合作的战斗机项目而言,为保证未来作战的顺利,在战斗机技术方面开展全面的合作,或者至少获得技术的使用权是理所应当的。而FCAS项目涉及大量的知识产权,难以通用某种“一揽子”的解决方案。这方面的争议自然会拖延项目的实质进展。
2019年巴黎航展上的FCAS项目
以FCAS中的有人战斗机项目——“新一代战斗机(NGF)”的进展为例:
此前,代表德国的空客防务公司与代表法国的达索公司原定在2021年签署一份合同,内容大概是为NGF制造一架技术演示验证机。
所谓1B阶段的合同,本质是一个技术研发合同,旨在为NGF项目进入第2阶段,也就是制造NGF演示样机铺平道路。1B阶段合同将精确定义NGF项目中飞机、发动机、远程无人机载机及其他系统的情况。根据此前公布的数据,该阶段预算为7亿欧元,其中5亿欧元用于NGF部分。
1B阶段合同原计划从2021延续到2024年,并成为2027年首飞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基于NGF项目的这一进度,三国希望能够在2040年让FCAS系统投入使用。
按照此前的分工,NGF项目的主承包商是达索公司。但不久前,达索CEO埃里克·特拉皮尔(Eric Trappier)表示,这份1B阶段的合同还没有接近达成一致,而且该合同已经在2021年四季度被叫停了。
达索CEO埃里克·特拉皮尔
叫停原因主要在于几家欧洲航空公司间技术共享的问题。
达索反对在合作伙伴间“共享”NGF演示样机的飞控软件。此前,特拉皮尔曾明确表示,NGF演示样机的飞控系统将源自“猎鹰”公务机。但后来,特拉皮尔又表示“空客本身很了解如何开发战斗机的飞控系统,因此达索无需与空客共享‘猎鹰’公务机上的技术”。
达索与空客间的龃龉源于二者旗下产品的直接竞争关系。在战斗机市场上,达索的“阵风”和欧洲合作研发的“台风”战斗机是直接竞争对手——“台风”的飞控系统供应商正是空客。
“阵风”与“台风”
针对这一争议,空客曾表态,FCAS项目中几个其他重要部分都已达成协议,每个合作伙伴的能力都会受到尊重,并以公平的方式参与到项目中来。
但显然达索并不认为目前的方案是“公平”的——FCAS最初是一个法德两国间的合作项目,2019年西班牙正式加入。此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加剧了几个国家间的争议。达索认为空客与西班牙航空产业链存在长期的合作关系,因此对NGF项目的另一重要参与者——西班牙Indra公司的影响力过大,也就是说,空客的表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德国和西班牙两国的利益。如果NGF进入制造阶段,那么达索只能承担三分之一的工作,而空客及其影响下的公司将一并承担三分之二。达索或许担心,空客的“压倒性”优势还会体现在后续的合作和谈判中。
2019年空客发布的FCAS概念图
当然,在欧洲防务自主化的整体局势下,达索最后依然会签署NGF的1B阶段合同,但只能在此前商定的框架内,而不是对合同进行频繁更改以妥协各方要求。
不过,FCAS的用户,也就是法德西三国的军方采购部门已经对该项目的不断延迟非常不满。时间是军事规划的最关键因素,因此FCAS刚在初始阶段就遭遇延期并不是好事,几个国家的军方部门都表示可能“告诫供应商并要求立即获得进展”。
美国已经正式进入工程阶段
与欧洲六代机项目的“乌云密布”不同,在大西洋彼岸,美国空军的“下一代空中主宰“(NGAD)项目却进展相当顺利,目前已正式进入工程和制造开发(EMD)阶段。
洛马公司发布的六代机概念图
在6月初的一次会议上,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表示已经启动了一个飞机开发项目——“X飞机项目”,计划在2030年之前实现新型飞机的生产。肯德尔表示,NGAD项目的早期试验原型机工作始于2015年,演示样机已经在2020年进行了首飞,目前没有出现重大延期事件。
此前肯德尔在一次活动中表示:“NGAD项目的相关技术已足够成熟,因此可能不必单独进行降低风险的试验,很多工作都可以同时开展。”
美国2023财年的国防预算中,为NGAD项目划拨了17亿美元;美国空军也计划在2030年前增加对NGAD的研发投入,用于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的资金将达到16亿美元。
虽然NGAD项目进展顺利,但其成本并不低。目前估计,该项目中有人战斗机的单价就可能将达3亿美元。而提到NGAD旗下的无人僚机项目,肯德尔表示无人僚机的价格至少为其有人驾驶的“长机”的一半,即1.5亿美元一架——可见,无人机也并不是十分廉价的消耗品。
一个可以对比的数据是:F-22战斗机的“飞离成本”约1.35亿美元,F-35A每架飞机的“飞离成本”只有8000万美元。
在性能方面,与当前各国装备的主流战机相比,NGAD可能会凭借隐身特性和高性能计算能力建立作战优势。
目前美国空军正在推进“先进作战管理系统”(ABMS)。这种新的作战联网系统能够辅助飞行员基于全域传感器数据更快地实施决策,可将无人机等传感器搜集的数据传输至NGAD,NGAD再使用人工智能系统实现数据解析,辅助飞行员快速决策。
可以预见的是,NGAD将更重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当然,随着作战系统复杂性越来越高,人工智能系统的使用范畴也会给战机的设计与研发提出更高的挑战,下一代战机将具备怎样的“智慧”,我们还无法预知。